一个税务人员笔下的俗世风尘
——黎泉长篇小说《峥嵘岁月》读后
李胜良
题记：今年写出了三篇让我自己感觉痛快淋漓也最接近“行业标准”的书评，目标著述者一是江苏张敬群先生，二是榆林左子初先生，三是咸阳王刚先生。其间的核心缘由，居然都是因为我与这些作者并不是很熟。以往的十年间，“承接”甚至是主动试手友人的书评太多，而其中的“情面”因素又实在抹不过去。于是高强度表扬者有之，冷面孔批评者绝少。印象中有一篇，因为实在对某同学作品大不以为然，通篇都采取了“反讽”手法希望聪明的作者能够感受到我的一份“指点”，后来发现这种努力是徒劳的。不仅作者没有读出这中间的“影射”，便是读者一样认为我的那篇书评属于无度甚至暧昧的拍MP。之后好长时间的书评情绪大减，并以多篇论及“书评”的札记表现这种无奈以至疏淡。恰是既相识而又不相熟这样的最佳关联状态，激发了我本来就双双具备的书评气质。诚然，同时也要感谢，赠我以书的张先生、左先生、王先生并不反感这样的褒贬并具，这自是大大地增进了我将书评行业标准贯彻到底的赤心。我愿意将这作为我书评取向大力度转身的标识。毕竟，只有当得住批评的气度，才会激发书评者的读评动力。须知：满版表扬甚至吹捧的书评没有几个人相信，反而是最没有宣传效果的。而满版批评甚至颠覆的书评在特定背景下又几乎没有人去写。所以，只有当赞则赞当贬则贬，才是有质量和硬度的“书评”作为一种独立文品健康生存并持久存在的审美由头。其与诸位赠书大咖共勉之。王刚（笔名黎泉、王立刚）先生身处地税基层，而又汲汲于文学块垒。他写出的税务小说，颇堪一观。本篇书评，不仅力求为税务文学努力者振臂一呼并提醒一些他们身上的可嘉、待补之处，也想借此探讨税务文学的繁荣所应该具备的诸项要件。
小说形态的《在地税》：黎泉小说《峥嵘岁月》读后
2014年，正当国地税机构分设二十周年，一团紧似一团莫名的“谣言”在偌大的范围内发酵、搅动、盘旋并肆虐着。有感于难得全程参与这样一场一定与相当多的税务干部结下不解之缘的悲喜长剧，我默默地隆起了一份念头：翻检这些年来几乎从未间断的个人日记，牵挂起时代大潮与大群小我间的链接，写上一部与大千万象颇多瓜葛的回忆录。书名就叫《在地税》。
可那传言几乎未遇什么智者便戛然止息。我对二十年日记的披览和整理也就权充了一次怀旧伤古。只应若干位税刊主编之邀写了几篇类如《香安会议亲历记》《甲戌二十年纪》的文品，便不再动起这个有嫌不恭的念头。“地税”还在线，我也还在岗。要写出洞若观火、过眼云烟、不蔓不枝、不温不火的《在地税》，只能期乎来日。
但我没有想到的是，对这二十年风雨兼程、风云变幻、风光满眼、风声水起的岁月的回味之潮，已经在全国各个角落里涌起。纷至沓来的“分税二十年”征文活动，在国税、地税的不同界面汇集为不同规模、不同形态、不同气场的纪念洪流。陕西省乾县地税局税务干部王刚（笔名黎泉、王立刚等）于这一年出版的《峥嵘岁月》，便完全可以视为一部小说形态的《在地税》。
基层税务干部的特定优势在这部小说中显露无遗。他记得每一次重大事件的发生时间，他知道不同年份、特定案件的税款、罚款额度，他熟悉不同时间税收政策界限的微观差异，他了解县一级地税机关的行事风格，他适应税务系统上下级关系、征纳关系、县城内部门间关系、税务局内同事间关系的相处形态，他清晰税务查账、税务处理、强制执行的一系列门径，他体尝了基层税务干部的酸甜苦辣，他轻车熟路于县域甚至市域各类税源点、饮食点、旅游点的分布和特色，他周知每位税务同行的优点缺点隐私奇闻。如此祭出的一部某某局部的地税发展史，首先会是真实的、可信的、具体的、灵动的，并因了它的当事人“揭秘”色彩而呈现出一定的信史内涵。
诚然，这样的信史会因为作者的偏见、读者的误会、文学手法上的必要处置而发生一定的偏差。可当这种偏差投入到一个尽可能广大的幅员且其广大到可以忽略这份偏见和误会时，这样一部小说的典型意义必将尽数释放。
《峥嵘岁月》从国地税机构分设的1994年写到2008年前后，恰是新生的地税机构最为艰难、险象环生、波诡云谲的十五年。黎泉这吻合着时序场景、政策变化、征纳关系位移、国地税征管范围交错的起承转合，无异于一部地税发展的编年史，灵动而且具象。与各地撰修的《税务志》相补充，自有其虽尽是虚构却无不写实、虽拘于一地却典型意味乍现、虽出于一己主观映射而基本线条分明的史册内涵。与黎泉的同县作家王雪绒当年所写《收税的女人们》《幸福岭》以及各地税务作家擎出的同类创作汇成一道，甚至有望既大刀阔斧又具体而微展现分税制管理体制实施后中国税收、税制、税收遵从、纳税人权益发展的宏阔画卷。
《峥嵘岁月》基于一个关中大县、“新丝绸之路上的一颗耀眼的明珠”、有着“瓜婆”武则天陵和“锅盔、挂面、豆腐脑、馇酥”等四宝以及“全国六大化纤市场之一”的漠谷县地税局而展开他的书写。十五万字的这部长篇小说，主线是发生在该县地税局城关分局、稽查局的税收征纳常态和异动，另有三个副线分别是税务局内上下级关系、县域内部门关系、税务干部的感情及日常生活，次第关涉漠谷县的风俗民情、饮食娱乐、民生发展。全书从头至尾，始终贯穿着一个税务人员必须直面无从逃逸的三大意群：社会意群（如股市、“小姐”、人情关系）、税收意群（如征管法、强制执行、纳税核定、查账、发票、“卖税”）、个人意群（如恋爱、旅游、咥）。从宏观和细部、近景和远景、虚和实的搭配来看，较好地表现了税务生活所能幅射的各个微观层面，有着相当程度的可置信空间。如雷小英所言：作者“没有选用惊涛拍岸、振聋发馈的大事件”，而是“用独特的笔触，朴素而富有幽默的语言讲述一个个我们再熟悉不过的社会小人物”，“浓缩了普通人在社会上的各种生存形态”，“用平实浅显的语言描述普通人的酸甜苦辣。”（《浪花》序）
必须充分地肯定黎泉在这一题材上进行开掘的文本价值。不是谁都能驾驭得了如此专业性和复杂性的领域。他不仅需要有足够高超的文学高度、视野和功力，努力从历史上偏见重重的“税吏”形象中抽丝剥茧，发现可资作文学表现和张扬的方面，又需要具备足够细致具体的税收业务能力，将那些在税务管理、税款征收、税务稽查、税收处理、纳税服务、纳税评估等枯燥而又复杂的背景下的涉税关系、涉税冲突、涉税情由、涉税利益进行尽可能形象直观而又少硬伤的叙述，谈何容易？我曾经在一个系统内作家群里听到人们的讨论，大多对在各类文学体式中如何植入“税收”意涵感觉为难。现实中便有两个例子可以证明这一点：2014年荣获鲁迅文学奖并得到国家税务总局局长大力度褒扬和殷切期待的张楚，十分诡谲的选择了调离；我的同事毛汉珍，多部小说的作者，曾经是税务稽查骨干，她甚至从来没有动过写“税收”的念头。从这个意义上，黎泉的作品在不经意之间放出了它不可小觑的光芒：他不仅知难而上“硬写”出了这样一部从故事上来看完整顺遂的小说，他还在一不留神之间创造了一种范式：不做特别捯饬的白描，不做特别粉饰的实录，不做特别设计地直抒。恰是这般看似完全不文学的“观察日记”，反而产生了因为出自事实自然不必雕琢而威风八面玉树临风的效果。结合他在2012年出版的《浪花》来看，《峥嵘岁月》中的好多情节，压根就是来自于他当年的税官手记，比如那个“补缴115万企业所得税税款”和那个因为有在银行工作的同学通风而顺利对欠缴税款纳税人将“税款、滞纳金全部扣清”的故事，都在他的小说《礼物》《蓝色波澜》中出现过。一如陈忠实在写他的《白鹿原》之前进行了许多短篇、中篇的积累（比如“舔碗”），署名黎泉的《峥嵘岁月》的诸多情节，便是从署名“王立刚”的《浪花》中“抄”来的。可这正好表明，作者很是小心翼翼地收藏了许多工作笔记，随时将其转化为自己小说习作的资源。
曾经有过长时间税务所经历的作者，拥有对基层税务诸事无可质疑的发言权。由他写下的税收事体，包括那大段大段的税法解说、征税现场和稽查实录，远比刘胜财著《税务局长》、钱五一导演《税务局长》、郝明勋著《地税局长》更加自信满满未遑多让。将税收意象聚焦在最为基层的税务征收单位，这甚至是最为接地最为原生态最靠拢征纳当场的税收文学化努力。
然则这也恰是那些远比作者有名、有才气、有经验、有感觉的系统内作家不敢于、不愿意、不甘心在这一领域有所建树的基础背景。当“税收”这样一种抽象的风物具象化，其中太多的专业话语一定会冲淡小说这种本应该喜闻乐见、气象万千、横无际涯、一泻千里的轻阅读属性。它会变得滞重、累赘、乏味、照本宣科、文学味尽失，最终会将一篇小说最大限度地趋向散文、公文甚至论文，归于圈层小众的自得其乐、孤芳自赏、妄自顾盼。诸多作家总是对这样的领域望而却步敬而远之的技术缘由便是因为这类文学商品设计难、生产难、销售难、回款难，即不易构思、不好创作、市场很小、反馈冷淡，传播、传扬、传世的概率低。特定界面下，迎难而上搬弄这“废力不讨好”的是非，一不留神便会砸了自己的牌子。如此局面下，要呼唤税务文学的繁荣，除了《峥嵘岁月》作者这样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犟劲，还需要至少三种外在景象救济之：一是来自有关部门的大力支持，这恐怕也是王立刚多番问及系统文联几时成立的原因；二是开辟足够多的发表或选登园地、评奖空间，并鼓励评论家给他们以公允的品评和热情地激励，让这些作者获得一种最基本的归属感；三是设立“税务文学发展基金”，给予特定待写、正作、已竣作品以完善审核机制下的资金支持。否则，对税务文学做一厢情愿的倡导却不去分析税务文学之不能大成气候的缘由，尤其不去对高品位税务作家们做推心置腹虚怀若谷以心换心礼贤下士的沟通，期望税务文学会在一窝蜂的大跃进中从天而降朝气蓬勃，只能是幼稚的幻梦。
看上去颇有自我揭短露丑嫌疑的某些记述，可能会让一些领导、同事、同行看了不舒服甚至“对号入座”，可其现实价值却是应该给予充分高估的。税务部门、税务人员处于“物欲横流”的旋涡中，指望他们完全的、整体的、器质性的洁身自好、远隔红尘是不可信的，做一面倒的正面描写甚至因其过分自褒而失于浮浅和滑稽。《峥嵘岁月》中将两位县局副局长写成好色的“直男”，并将因为有过教训所以面对金钱利诱八风不动却又因为喝醉而误入红粉阴谋的李成军处理为“一失足而成千古恨”的可笑但可同情的形象，把办案中一丝不苟、机智果敢的王小飞处理为为人吝啬、刁钻、涉及男女恋爱时油嘴滑舌、虚荣浮夸的“特二青年”甚至“屌丝男”，都是本于现实不隐恶不避嫌不拔高的老实文风。从大的界面下，税务系统的某些板块比如稽查岗位，曾经和继续滋生着一些寄生于税收威严和税法空子的分子，是可以置信的。再有诸如以“一疙瘩整数”混库、“给了县爱卫会二千元”免去公共卫生任务的不规范作法，以及“这好那好，税收任务不完成，一切都是零蛋”的“税瓜子”宿命，更是特定情势下的常情。
小说中对税务基层的上下级关系的排比也是符合实情的。因为通常说来在基层并没有多大的职务晋升空间、某些“穷三十三年工作而定不上副主任科员”的现象在在皆有、工资待遇较为拮据、上级给予下级的激励通常只有奖金、“先进个人”等极少的诱惑，其上下级关系实际上体现为一种人情成分很重、上级哄下级下级捧上级互相给面子的合作中。如此的景况下，上级建立起足够的威严和影响力的要诀不在权力而在魅力、亲和力、整合力。因此，小说中描述的那种通常情态下官兵一家、特殊利益冲突下大打出手的场景，颇为可信。事实上，在一个低头不见抬头见的狭小空间里，“自己人”与“别人”的差序格局十分鲜明，“同事”之间的一团和气和剑拔弩张都有着线性或突变的各种概率组合。
李成军与王小飞、马萍之间那种业务上、分工上、性格上、优势上的珠联璧合配合默契，是这篇小说的经典看点之一。即如李成军与赵股长、田副局长（或畅副局长）、孙副县长之间时而正和时而零和的博弈一样构成本书的跌宕起伏一波三折。虽然对税务干部的业务能力略有夸张的嫌疑，可那种“兄弟齐心其利断金”的爽快淋漓，恰在不知觉中透出了被太多人视而不见的“税作之合”、“征税之美”。可叹，这样的兄弟联盟终于被某些精明纳税人的糖衣炮弹击破，那又是某个界面下的或然与实然。
小说中对于税收征纳之间、税务机关部门之间、县域不同部门之间的相互关系也有着很是传神的描述。曾经大打出手的税收人员和个体工商业户不打不相识或因某些奇诡斗法而成了莫逆之交、纺织行业协会在某些县领导的支持下“愤怒声讨漠谷县地税局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的强烈对垒、税务所与县局机关的默契或矛盾，检察院干部对税务人员的怀疑与轻视，上级对税务部门既要无可迟疑的完成税收任务又要网开一面地处理与某些纳税人关系的轻浮指令，在这部小说中映现无遗。特定的场景，让非税务人员、国税同行、地税同事去读，会有不同的感受。但那背后的“本事”，大家心照不宣。
方言的适时运用每每是我迷恋陕西小说的一个莫名缘由。黎泉此书也多有借助方言的点晴之笔。比如“检察院的人咋了，他就该骑着高头大马，要比别人尿得高吗？”再如“我谅你们胆子再大，也不敢打县长的蛋。”以及“怪事出了，老鼠还把猫咥住了！”“我就不相信吃屎的还把屙屎的罟住了！”粗则粗矣，“那嫽那狎”却如“酸曲”，直抒胸臆沁人心脾。
地域性格反映为“生、蹭、愣、倔”且大多不善言词的陕西人，在小说创作上也时时地表现出他们特别明显的长项和软肋，比如擅长写性而拙于写情、精雕细刻于本土味极浓的言谈而疏于状写动作与情态、沉溺于写事而每每忽略对人的深度、细度、匹配情理与逻辑的开掘。这样的“通性”，从路遥、陈忠实到黎泉，概莫能外。具体到本书而言，聂鑫所指出的“语言拙朴，不刻意咬文嚼字”、“文字功力不到位，故事情节不跌宕起伏”（《浪花》序），以及刘公所言“细节描写的笔墨较少”等瑕疵，都确实清澈地存在着。这一方面反映出作者修炼环境的逼仄和局限，也源于作者崛起背景的不尽规范甚至散漫。如作者自己所说“只是闲着无聊在网络上信手涂鸦”（《浪花》自序），而网络文学的起点低且时常流于故事性强而文学性差的俗套。比如对王小飞这样一个投射着自己与两位老领导“影子”的核心人物，居然缺少最基本的背景介绍，多大岁数、什么来头、缘何年纪轻轻就当了副所长全无明示或暗示，其出场与行事颇为生硬突兀。小说中写及王小飞、张华以及颇多的税务人员、纳税人，几乎无一例外是炮筒子脾气，点火就着，很难看出此人和彼人的性格差异。还有诸如王小飞与孟梅、王小飞与刘琳、孟梅与韩俊安之间的恋爱，几乎寻不到一点含蓄和唯美的意境，大多都是“要不，我们重新开始吧”的机械直白温吞平淡甚至俗不可耐。写及男女关系，则又几乎尽是触发于“丰腴的胸脯”、“鼓胀丰隆的双峰”，缺少最基本的花样笔法。
无论多位身为文学行内大腕的序作者如何肯定作者“思维十分敏捷”“说话底气十足”“博学多才”“有潜质”“善于留心观察”，作为一个对黎泉赠阅的《峥嵘岁月》《浪花》两本书都作了认真披读的读者，我仍然不揣交浅言深的冒昧和文学才情的寡淡，对于这部作品中不够文学的某些方面做出一些力所能及的检点。毕竟，对一部长篇处女作片面地给予超出实情的赞赏性评价对作者的文学成长是极其不利的。尤其是对已经自承“文学功底浅薄”“志大才疏”的黎泉而言，期待文学女神的“天降甘露，地出醴泉”和个人修养的“壁立千仞，无欲则刚”正是他自设笔名的题中应有之义。
首先，这部作品选择第一人称的视角是大可不必的。一是因为作品中的那个本应该是重要参与者却沦为精密观察者的“我”实际上是可有可无的，并没有什么对于故事发展实质性的必要作用，特定情况下甚至是重复的（比如有了张华“挃”畅宏的强暴场面之后再有我去申诉的疲弱场面，已显拖沓），二是因为本部小说多次陈述“无我之境”，诸如李成军与王小飞的策划、王小飞与孟梅的交往、田局长畅局长李局长们的陷于桃色陷阱，都是第一人称的盲区；三是因为“我”的性格、经历、作为、愿望等都已经融入王小飞的形象中，再有一个无谓的“我”在小说中时而显现，反而绊手绊脚。甚至在尾声部分出现了唯一一次名唤“黎泉”的那个正牌的“我”的唐突掺和，更显杂沓。
其次，本书从整体到具体都打上了作者自身局限的烙印。就小说而言应该具备的文笔底气，比如足够的生动性、形象性、准确性诉求，黎泉还略显稚嫩。义理粗浅、考据粗疏、辞章粗糙的缺点比比呈现。比如某些场景下的过度夸张——“除个别领导给封官许愿的人之外，几乎没有谁愿意到地税局去”，比如相应税收业务的简单处理——“牛不揭地就得用鞭子抽，媳妇不擀面就得用拳头捶”的那种“税收强制执行措施”，比如语言表达上的单一——“我给你娃招呼清，迟早非卸你一条腿”说了一次又一次，比如某些完全与小说主题无关的“段子”颇有凑字嫌疑。小说从头至尾平铺直叙，缓缓推进，缺少在景物、心理、背景方面的细腻而有功力的描写，拙于制造富于节奏感的冲突，不愿意在文字的美感和场面的艺术感觉上投入认真的功夫，时而因为“说明文”和“议论文”的文本侵入而破坏本来应该是“记叙文”的小说气质，让读者每每恍惚着读到的到底是小说还是“笔录”。
再次，从对人物的刻画方面而言，作者似乎还对驾驭一部长篇小说缺少足够的自信。统观《峥嵘岁月》与他在《浪花》一书收录的二十六篇中短篇小说，我倒认为他的短篇明显地好于中篇和长篇。主角李成军和王小飞的戏份虽大，性格和行为的展示和揭示却每每出现一些并不流畅的轻率之笔。第二梯次主角的孟梅，在作者半是欣赏半是偏见的矛盾观照下，从出场时的聪明伶俐到后来的脆弱平淡，逐渐流于泛泛。易于让人产生好感的，极可能是马萍这样用笔不多反而精华尽出的人物，业务好而又位置感清醒，情商高而又智商可观，倒是更加符合系统内某些特具“领军人才”潜质者的实情。某种程度上，曾为聂鑫赞美过的那种“契诃夫式的揶揄”和“欧亨利式结尾”，恰恰源自作者时而外露的“讽刺”“偏激”甚至“毒舌”。比如写及孟梅，下面的旁白便很是显得“见狭识浅学不足”：“美女就是这样虚伪，遇到某个男同胞追求自己时，就自以为了不起。因为在追求者发起的一波又一波攻势当中，获得了愉悦感，感受到了自身的价值……只是懵懵懂懂的玩着一场感情游戏。”定是这种近于“吃不着葡萄嫌葡萄酸”的矛盾心态，让作者驾驭孟梅这个人物时每每出现不近人情的矛盾与反差。这种来自作者的“意淫”或任性曾经是黎泉强烈反感于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的，在他自己身上一样难以避免。未知作者在写下这段博客文章时又如何理解自己作品中的执拗和倾斜：“路先生大概喜欢让好人死去吸引人的眼球，给观众一种不同凡响的震撼，这与其大起大落的性格截然分不开。路先生出身贫穷，自卑感强，自己的生活和爱情均不如意，但其对权力的崇拜和美女的渴望十分强烈，于是，他让省委书记的女儿拼命追求自己，但到了最后愿望无法实现时，便毫不留情地把她投入洪水之中淹死。”
审视整部书稿，一方面是故事资源的充裕，一方面是表达能力的滞后，隐约透射出作者冀图通过“出书”佐证“成功”的急切与焦躁。《峥嵘岁月》《浪花》两书的自序中，这种强烈的自我压抑与开解也泛滥于字里行间。这让评论者不得放下文学的取舍，来谈人生的进退。
人说“青春没有失败”，因为你还有翻本机会；我道“燥急没有成功”，因为你陷在物欲的窠臼中难以自拔。就如当官、经商、卖艺都是形式一样，“出书”本身和“成功”没有半点关系。传说中的“不要小看叔，叔也出过书”只是一句调侃。谁也不会因为无差别的“出书”而陡然抬升他的敬意。王祖文没有出过书，可他那每年发表大几十篇、其中有曾上选《光明日报》的散文足以支撑他在某年某月就某专题弄出一本颇有气象的书；朱军已经出了三十本书，那也只是他的一种感觉舒服的存在状态。他自己也不曾说过，一定比某位只出了三本的作家更“成功”。说到偏激处，这世界上到底有没有“成功”这种无聊操切的人生质效品评尺度都是可疑的。因为“成功”大多依托别人对你的模糊认知，这种认知在很大程度上受到你的自我量度、自信气度、装酷风度、摆阔程度和风闻强度、传言力度的左右，归根结底还是一个自相品咂、自设尺码、自加考核、自取愉悦或悲苦的心理过程。只要客观而略加正向暗示地对待自己，纵是在僻陋的巷子，你也能遇见贤德的颜回、安乐的邵雍与饱学的温公。只要你自己活得端端正正气宇轩昂凛然正气一袖清风，任何一个“别人”又能奈你何？从理论上讲，“成功”不过是“叫好”和“叫座”的累加。可这来自“专家”和“市场”的反响都免不去莫须有的成份。多少基于别人的文字描摹，都少不了高剂量的水分和浮夸，你又何必真的在意他那源自无度奉承的貌似“成功”呢？而那虚实莫名、好坏莫辩、黑白莫论的所谓“市场”，更是一个可以用“炒作”“忽悠”“潮流”进行引领和逗引的“形而下”气团。对应于这般虚荣，我觉得更经得住考验的内心实在，应该是“良心”。把每一件你喜欢并全力以赴的事情做得扎实到位完美妥帖，对得起自己对得起大众对得起祖宗和后辈，乃是比之于所谓的“成功”还要让内心安宁清爽、存在感鲜明的善事。譬如写小说，就把它写得象小说，唯美而且端庄，严肃而且郑重，不必迎合什么，也无须强行妄为、剑走偏锋。
回到《峥嵘岁月》这部小说，我个人认为，它应该属于“知其不可而为之”情状下勇气可嘉、才气略逊、准备仓促、上马猴急、价值可取、成品有疵、有待做深一步打磨和修饰的一部只能用于小众鉴赏的作品。如刘公含蓄揭示的，它只能算作是一个“基点”，而非可资“喜大普奔”的标杆。竭诚希望作者能够更加清晰地认识自己的长处和不足，并冷静地审视小说创作的技术、学术、艺术、心术规律性，苦练基本功，激发悟性和灵气，提升文采和见识，争取写出自身有成就、读者有震撼、社会有反响、市场有份额、文风成一派、传世能持久的优秀作品来。
2015年8月5日、6日、7日、9日
作者供职于河北省地税局，著名税务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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